九月末，南方各省的秋闱乡试刚刚结束。
光烈六年的乡试比以往又有了新的改变。
在传统的八股之外，开设了一个新的科目，“新学科”。
参加考试的秀才，可以选择是考经义还是新学。
新学与经义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完全不考八股，而是将四书五经的内容浓缩成十道问答题，称为“文言”。
而且占比很低，只有全部科目的五分之一，其余四科分别是策论，格物，数学，历史。
从科目安排上就能看出，这些内容和正在快速普及的小学教育科目基本相同。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这些科目的考试内容，基本上就是小学课本的加强版而已。
由于第一批小学学生已经毕业，在浙直、江西等地，已经有第一批中学开设了。
乡试当中的新学考试水平，都是基于这些中学教科书开设的。
当然，并非照抄，而是在难度上有所加深拓宽，否则随便找一个读过中学的学生都能考过，那就丢失掉选拔意义了。
朱由榔提出的原则是，内容普及，难度加深。
这有点像后世高考的出题标准，大概就是内容不能超脱教科书，但在难度上却要具有选拔效果。
至于教科书，启民书社也下了大功夫，尽可能的降低造价，在小学和中学课本之外，还发行了一批面向社会的科普书籍，在国家支持下，通行标准的四本《文言辑录》、《格物通识》、《历史简纪》、《数学小论》单价一度压到了百文左右。
书社几乎是不赚一分钱的在发行这些书籍。
以至于皇后王芷不得不指示书社，多发行一些通俗小说，来补贴教材和科普书籍的发行，否则书社真得变成亏本买卖，但即使如此，启民书社每年基本上也就能维持收支平衡而已，最多盈利几千两。
不过效果还是相当显著的。
当今年乡试宣布在经义科之外，另开新学科举人，两者并行考试。
广大士人都并不觉得意外，因为这事情早在光烈三年的时候，就已经在宣传了，当时各大报纸每天都是吵来吵去的。
经过三年时间，这些新的书籍通过国家支持和超低价迅速普及开来，再加上小学、中学也用这些内容当教材，你就算不科举，想当小学教员，也得学啊。
整个江南都掀起了新学热，不得不说，此时的晚明士人，可能在生活作风上堕落了些，但在思想上的确比较开放，格物、数学之类的东西，也从来不是什么稀罕物，当年徐光启、李之藻又不是没研究过。
若说惊世骇俗，比基督教如何？基督教都能传播开来，何况这些的确有用，而且在一些儒学新派眼中，合乎义理的学问。
甚至，作为《宁报》、《启民报》多次特邀，在这几年学坛、文坛上大展风采，被尊称为“南雷先生”的黄宗羲，直接打出旗号，要“涤荡旧学，重开新学”
按照他的说法，要是宋明理学，朱熹、二程那套这么牛逼，南宋会变成那副鬼样子？
明初洪武、永乐、宣德之时，能够兴盛开拓，就是因为受这些逼玩意影响少，此后衰落，就是因为受这些逼玩意影响大！
他认为，应该将儒学往前推移到两汉公羊派那种“内圣外王”、“尊王攘夷”的时代。
当然，这并非是一味地溯古，而是推旧开新，与王阳明的心学结合，重立儒学道统。
此言一出，引起轩然大波，但也不算稀奇，明中期以后，质疑宋明理学的大儒大有人在，黄宗羲不是第一个。
但他是真的足够激进。
六月份时，黄羲之直接在《宁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名字叫做《原君》
“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
“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益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
意思就是，上古时期的那些圣君，尧舜禹汤，之所以能够统治天下不是因为他们是什么狗屁“天子”，而是因为老百姓拥护他，所以他才有权力。
反过来，身为皇帝，如果得不到老百姓的拥护，不能为天下人争取利益，那你凭什么是皇帝？凭什么拥有权力？br>
简而言之就是两句话：天下为主，君为客；天下为公，君为害。
这话简直就是往几千年的封建法统根子上砍，什么狗屁“受命于天”，你朱由榔，乃是“受命于民”！
所有人看到这篇文章的第一反应不是黄宗羲疯了，毕竟大明从来不缺“疯子”，当年李贽比他疯多了。
而是，朝廷的监督部门眼睛瞎了吗？锦衣卫眼睛瞎了吗？这文章是怎么发布在报纸上的，还是具有皇室背景的《宁报》？
要知道，无论是官办还是民办报纸，发行之前都要在礼部衙门留一份备案的。
甚至有意见相反的士子跑去礼部举报黄宗羲“大不敬”。
这事沸沸扬扬闹到御前，朱由榔只批示了一句话。
“非设天下以为天子也，乃设天子以为天下也。”
这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法家的创始人慎子的名言。
意思就是，因为天下需要一个天子来管理，所以才有天子，反而言之，如果老百姓有了天子，生活反而不好过了，那自然也就不需要天子。
这话就相当于认可了黄宗羲的说法。
有了皇帝的背书，黄宗羲的学派迅速扩充，在江南地区壮大起来，一度可以和东林复社那帮子学究打擂台。
他们自称为“奉民派”，意为过去的宋明理学，将什么狗屁天道义理，凌驾于万民之上，实在鬼扯。
他们的纲领便是黄宗羲提出的“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其实黄宗羲的思想远比朱由榔所知道的更加激进，历史上，他甚至主张废除君主制，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民权平等，法制建设等等，被誉为“中国思想启蒙之父”，是中国的卢梭、孟德斯鸠，甚至还要比后者早了半个世纪。
而此时所有人都无法想象的是，这一派士子中，后来涌现的部分激进者，被称为“革鼎派”，在朱由榔逝世的几十年后，将掀起巨大的风暴......当然，这是后话了。
时间到了秋季后，朝廷开始为北伐造势，各个报纸都开始重提鼓动北伐，酒肆戏楼里，《忠烈传》的说书和戏剧又开始排布起来。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自从光复南京以来，明廷屡屡捷报频传，收复四川，收复陕西，登陆朝鲜，登陆辽东，蒙古反正。
大大增加了民间的信心，所有人对于北伐都充满了信心，不少士子干脆投笔从戎，不愿错过这靖难之役后，时隔两百年，难得的一次建功立业机会。
等这次北伐过后，再想获得封侯封公的功业，可就不容易了。
而对于商人士绅而言，体现就是对国债的抢购。
光烈二年时，国债发行，还需要朝廷拿海务公司的股份作抵押。
到了现在，随着明军的节节胜利，所有人对国债的质疑都被打消了。
征购国债，成了商人和士绅间的流行，毕竟国债利率是银行的两倍以上，保值作用更强。
以至于财部将原本计划的八百万元国债扩充到了一千万。
其实北伐的军费消耗上应该用不了这么多，但财部考虑到，伴随着北伐进行的，除了军事战役外，还要安置处理残破的北方各省百姓，这也是一笔不小开支。
不过好在，多尔衮已经为大明做好了初步工作。
此时参加秋闱的士子还未返乡，北伐的消息传开后，迅速引发一阵阵讨论，无不踌躇满志，许多人前脚看完报纸，后脚干脆就不打算继续考了，前往兵部衙门报名参加军中文官名额。
而也正在此时，北面满清的议和使团抵达江淮。
消息传到南京，犹如烈火浇油，激发一阵嘈杂议论。
大家的第一想法就是，他妈的，你建奴也有今日？
九月末，使团抵达扬州，准备南渡金陵，令人奇怪的是，一向坚定抗清的天子并未将对方拒之门外，而是大方的表示，愿意在十月初的朝会上接见满清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