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者为自己找到投契的好房客感到十分兴奋，一把抓住了曾涧峡的手：
“走，我先带你去我那耳房看看！”
曾涧峡听说隔壁住了联大的先生，心里有一肚子的问号却来不及问，只好任由老先生牵着，一起出了屋。
耳房面积虽小，却干净整洁、什物摆设一应俱全，离厨房还很近，曾涧峡已然十分满足了，可他此刻的心思却不在这上面。
“老先生，你说隔壁住着西南联大的先生？”
“是啊，有时候在门口碰上，他们还跟我打招呼呢，客气得很！”
“你知道都有哪几位先生吗？”
“这人可就多了，加起来总有三十来个人吧！大多是年轻的后生仔，不过我倒是见过一个长得清瘦的先生，黄包车拉过来的时候，那先生很客气，他说他姓陈，是联大的教授。我问他们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做什么，他说他们好像要在这儿办个什么‘史语所’的。不过这位先生的视力好像不大好，很少出门。”
“他们什么时候搬过来的？”
“没几个月，起先年初的时候来了七八个人，等到了七月份一下子多了二十多个，不光人来了不少，书运过来的更多，堆山码海的，后来他们好像在竹安巷租了个大院子，把书都搬到那边去了。”
说到这里，老先生长叹一声。
“说来惭愧，我年轻的时候也考过科举，可谁能想到我考了那么多次连个秀才都没中过，当了一辈子童生！我知道我不是读书的料，可我偏偏喜欢跟你们这些文化人打交道！起初他们过来找房子的时候，我也想把房子借给联大的先生们啊！可我家三代人都住在这院儿里，联大的先生们人又多，实在是住不下啊！我本来寻思着跟联大的先生们没缘分了，没想到竟然把你给等来了！”
一番谈话下来，曾涧峡几乎可以确定，老者口中眼睛不好的陈先生就是联大文学院的教授陈寅恪，一时间他感到有些兴奋，又有些忐忑。
正思忖间，门外传来一阵黄包夫的脚步声和铜铃声，接着便听见重物的落地声和大口的喘息声。
“先生，车钱给多了。”
“拿着吧，这趟你受累了。”
“谢谢先生！”
黄包车夫的脚步声和车上的铜铃声渐行渐远，接着便听一人操着山东口音大声说道：
“寅恪兄，终于见到你了，咱们得有好几年没见了吧？”
“从北平分别至今，应有三四年了。”
“寅恪兄你可消瘦了不少啊！”
“孟真兄你倒是不见清减啊！”
一阵爽朗的笑声过后，那操着山东口音的人关切地嘱咐：
“寅恪兄，你身子弱，怎么还出门？赶紧回房休息啊！”
“无碍，一早读书到现在，眼睛有些不受用，出来见见天光，歇歇眼睛。孟真兄，你不是要去重庆么，怎么到昆明来了？”
“你都听说啦？之前朱家骅辞了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蔡公本来的确是想让我接任的，可我还是放不下史语所的的弟兄们，就辞了那差事，跑这儿来了！陈寅恪兄，你几时到的昆明啊？”
“我也刚到昆明没多久，蒙自分校结束以后我才过来的。”
“寅恪兄，咱们别站在门口说话了，赶紧进去吧！”
从听到“寅恪兄”三个字开始，曾涧峡就一直全神贯注地聆听着门外的动静，他一下子便听出门口交谈的两人不是别人，正是联大教授陈寅恪和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
傅斯年留给曾涧峡最深印象的，并不是他史语所创办人和所长的身份，而是他的“嫉恶如仇”，参政会上他带头向国民党的贪官污吏发难，因此在坊间得了“傅大炮”、“傅老虎”的诨名。曾涧峡至今还记得，几年前傅斯年在报纸上写文章痛骂汪精卫，说他是加速中国灭亡的罪魁祸首，言辞犀利，让人过目难忘。后来曾涧峡听闻傅斯年跟随史语所一路从北平辗转到南京，多年来一直在主持史语所的研究工作，但是他却怎么也没有想到，如今竟能在昆明遇见他。
至于身为“清华三巨头”之一的陈寅恪先生，对于曾涧峡来说，更是高山仰止的存在。曾涧峡跟先生虽然同在蒙自分校文学院教书，可两人分属哲学系和历史系，且陈寅恪先生住在歌胪士洋行，而曾涧峡跟阮媛同住王家宅院，虽然两人在蒙自海关偶然遇见，也不过点头示意，即便是曾涧峡倾慕陈寅恪先生的学识，可曾涧峡生性内敛，陈寅恪先生也沉默孤傲，不喜多话，因此几个月下来，两人并无深入交流之机会。
如此两位大师如今竟就住在他的隔壁，曾涧峡拼命按捺住喜悦和兴奋的心情，当下他真的很想冲出门去跟二位先生打声招呼，最终仍旧是站在原地没有动，唯恐唐突了先生们，心里思量着改日再登门拜访，既然先生们就住在此处，机会还有很多，来日方长。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是一九二八年由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三人奉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之命筹建，同年史语所于广州成立，傅斯年任所长。一九二九年史语所迁往北平，所址在北海静心斋。一九三六年史语所再度迁至南京鸡鸣寺。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事变后，史语所同仁便决议从北平前往长沙，一九三七年十月底史语所成员共计三十五人抵达长沙，其间成员合力将全所设备、标本装箱，一直到一九三八年一月，共计一千一百三十二件史语所资料被分批运抵长沙。
随着战事的愈演愈烈，史语所决定继续南迁到昆明，此后大约三成左右的仪器标本等资料陆续运往昆明。一九三八年六月到九月中旬，历时三个半月，史语所将散落全国各地的图书悉数运往昆明，打包邮寄八千八百一十一包，另外珍本、大本等不便邮寄的书籍装成七十一箱，由长途汽车运到昆明，共计中文图书十二万六千两百九十九册、外文图书八千三百四十二册、杂志二百余种、拓片一万余份，最为难得的是，在运输途中全程毫无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