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打乱了孙传庭的追击计划，也无法继续扩大战果。
孙传庭只能见好就收，下令让全军加快收拾战果，准备撤离郏县，这一仗虽然没有达成他预期中的战果，可也算是一场打胜仗。
但是此时的孙传庭却小看了李自成骨子里的韧性和狠辣。
当袁宗第和郝摇旗的残军溃退到半路的时候，便已经遇到了李自成亲自率领的援军，为了确保此战能够战胜孙传庭，与此同时连罗汝才的军队也一同赶来，双方汇聚起来足足有十余万人。
眼看着天上下起了暴雨，罗汝才顿时有些畏难，他轻声道：“下这么大的雨，再这样走肯定要出事，还是等雨势停下来再赶路吧。”
李自成连忙摇了摇头，他知道机会终于已经来临，倘若错失后将十分可惜。
在他的一力要求下，闯营和曹营不得不冒着大雨一路赶往郏县，正好在途中遭遇了正准备撤离的官军。
看到官军的身影，李自成不由得长长松了一口气，如果真等雨停后才追击，只怕早就让孙传庭给溜走了！下一次再想有这么好的机会，恐怕就很困难了。
对于闯军而言，下雨天作战还有一个大大的好处，那就是雨水可以彻底让官军的火器失效，这对于火器占比相对较小的义军而言是一个利好，他们相对而言并不依赖火器。
双方半途相遇，李自成也就果断下令，让全军展开出击，势必要彻底消灭孙传庭。
随着命令的下达，闯营各将和曹营的将领们也没有丝毫的犹豫，各自率领营下的将士们朝着官兵冲去，展开了一场近身的惨烈厮杀。
在这方面而言，官兵的经验自然是少得可怜，他们手中的火铳和弓弩都在雨水下失去了作用，除了用长矛苦苦支撑以外，几乎没有发起反击的余地，只能被动挨打。
眼看着战局陷入了不利局面，孙传庭十分果断的决定后撤，但是撤退也是很有讲究的，并不是直接下令全军后撤，而分批分波次进行后撤，同时也借助着大雨的掩护，边打边撤，将原本激烈的战事变成了拖泥带水的消耗战。
随着孙传庭策略的调整，局面也出现了新的变化，李自成十分敏锐的察觉到了官兵要后撤的意图，但问题是这一战太过于仓促，再加上大雨的掩护，使得他的军队还没有充分展开和调整到位，光靠前线的一些军队只能缠住一部分官军，无法实现对官军的包围和合拢。
“一定不能放孙传庭走，来人跟我一起杀过去！”
李自成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得亲自率领老营精锐，顶着大雨发起了冲锋，他丝毫不曾犹豫，带着麾下的精锐就朝着孙传庭的大旗下发起攻击，这一幕竟然同当年南原之战无比相似，只是双方的境地却调转了过来。
孙传庭自然也想起了这一幕，他不由得叹息了一声，轻声呢喃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这个李自成终于是成气候了。”
一旁的中军副将刘仁达连忙上前恳求，希望孙传庭能尽快撤离。
孙传庭点了点头，这一仗打到了这个份上，他继续待在这里的意义已经不大，还不如尽早撤离，以图后策。
当然，孙传庭人虽然在侍卫的护送下离去，但是他的大旗却始终竖立在战场上，作为大军的定海神针一般，稳稳插在了山头。
大雨如同瓢泼一般倾盆而下，白茫茫的雨线几乎遮盖住了所有人的视线，直到此时李自成才不得已下令收兵。
当然即便如此，义军这一次也算是先败而后胜，打了孙传庭一个措手不及，光是斩首就足足有五千多级，至于俘虏更是多达万人，算是打了一个大胜仗。
.......
对于远在池州府的李晟而言，他自然还不知道孙传庭与李自成之间爆发的这一战，而他的精力更多也集中在治理江南的决策上，为此当革新军兵锋直指南京之时，他的行辕抵达贵池后，便宣布召开了一次会议。
当然，这一次会议与会者并不多，但是主要集中在华督府、革新军以及大同党的高层决策人士当中，同时这也将会是未来革新军财政赋税政策的一次碰撞。
对于任何一个新生的集团而言，财权永远都是最重要的因素，其重要性甚至不亚于军权——毕竟打天下容易坐天下难，尤其是一个新生政权的重要根基便是关系其未来的财赋制度，它甚至能决定这个政权的存亡时间。
用大明作为例子的话，那他的财赋制度就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明制的影子有一部分来自于蒙元，但是更多来源于秦汉唐宋以降的汉族政治传统，当年朱元璋就曾经自称‘远稽汉唐，略有损益，亦参之以宋朝之典’，因此洪武建制时，朱元璋便有很多带有理想色彩的内容，比如他仿照唐朝府兵制，设立了卫所和军护，原意便是确定军户和军屯制度，企图实现‘朕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的伟大理想。
当然，现实也很残酷，随着时间推移，卫所制被大肆破坏，毫无战斗力可言，到了后期以致于募兵制成为了实际的明朝兵制。
但是这种卫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大明的财赋制度，在不需要负担庞大的军费前提下，朱元璋也罕见的制定了相对于历朝历代更低的税率，同时也因为各方面原因，使得大明的财政收入严重依赖于土地，商业税几乎只是象征性的收取了一部分，将以农为本的思想贯彻到底，农业税收入几乎占据了国家税收的九成以上。
因此，像这样具备非常理想化的税收制度体系，也就失去了很多的冗余空间，说白了就是不能犯错，也不能出现变化。看書喇
但问题是，历朝历代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后，其人口土地不可避免就会出现兼并的现象，再加上明朝对于士绅群体、宗室贵族的优待，使得这部分人口是不需要交税的，而这些人的存在也大肆破坏明朝的根本税基，出现了大量的投寄情况，等到了弘治时期，大明朝可以收入农业税的土地，已经从朱元璋时期的八百万顷下降到四百万顷，而且这些税收完全集中在底层的老百姓身上，原先的低税率也因为各种加税变得极为高昂，民变自然就十分多见。
对于这一点，李晟首先确定的第一个原则是，全民普税，任何人任何理由都不得逃税漏税。
有的人死了，但没有完全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