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理，是生命的道理。
命理，是人生命运的道理。
“命运”包括两个含义，一是命，即由命主的八字所组成的一定的排列组合，由它所反映的吉或凶，福或祸。二是运，即人一生所走过的每个阶段。“命”和“运”的组合构成了千姿百态的人生“命运”。
杨易德认为：命运是一副牌，揭得好坏靠上天；打得好坏靠自己。所以我们了解命运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把握好自己。此外，命运是一个力，而不是一个结果。这是一种命运相对论。[1]
法理体系探源：
命理，俗称“算命”，业内一般称之为“子平法”，自汉代兴起至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其以阴阳五行为理论基础，以天干地支为运算依据和方法，从理论到技法，形成了一套完整、复杂的体系，因其许先潮预测准确率较高，深得中国民众的认可和喜爱，经久不衰。
命理文化是中国传统“术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存史、研究的角度看，近年来，主要在史学（历史学、社会学）研究；经典古籍发掘及研究，两个层面展开，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史学研究方面，以《中国命理学史论》（陆致极，200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唐宋时期命理文献初探》（刘国忠，2009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中国人的命理信仰》（董向慧，201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禄命法千年沿革史》（梁湘润，2013年台湾行卯出版社）为代表，厘清命理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研究命理文化对当代的社会影响，开了个好头；
经典古籍发掘研究方面，以郑同、李锵涛、庄圆等学者专家为代表，点校或校订出版了一批近年来新发现的重要典籍，如《精校宋本五行精纪》、《兰台妙选评注》、《应天歌》、《耕寸集》、《醉醒集辑佚》等，为命理学在新时期的研究、运用提供了大量的基础文献。
朗宓榭教授的观点：“你可以否定八字算命的原则、出发点和前提，但是我们没法否定它们的系统性”。本人师从梁湘润老师，领会“合术归道”、“天人合一”的思想，运用命理学的“法理体系”中的多项系统进行实务操作，经过二十多年，上万个案例的研究和验证，深刻认知命理学符合“认识你自己”的哲学理念，是一种“人文关怀”，在当代社会，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研究的必要性，和运用上的广阔空间。
但同时也发现，由于历史、社会等原因，命理学“法理体系”的内容严重缺失，系统不完整性的缺陷显现无疑，严重阻碍着命理学在“学”和“术”的领域深入发展。
因此，运用经典命理古籍发掘历代的研究成果，对命理学“法理体系”进行疏理、研究，“正本清源”，恢复命理学的原貌，是摆在命理学者面前的一道严峻课题。
“后子平法”的形成和现状
当代两岸命理界有“老五篇”之说，即认为所谓“子平法”的代表著作，就是《三命通会》、《渊海子平》、《滴天髓》、《穷通宝鉴》《子平真诠》等五本著作。
1949年之后，命理学在大陆处于“休止”状态，经历将近四十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易学在大陆复苏。1994年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中国古代术数全书》，第一版就达八千册之多，在大陆易学界影响很大。其中，由大陆易学学者孙正治（1957年出生）先生点校出版《子平真诠评注》、《滴天髓》两本古籍。他在这两本书的“序”中，一方面否定明代的《渊海子平》、《三命通会》，称之为“杂而不精”，“不足以作为一种成熟的学说传世”；另一方面，竭力推崇这两本书为“堪称中华命理学的大成之作”，他还引用了民国命理学家方重审先生对这两本书的评述：《滴天髓》和《子平真诠》在诸多命理古籍中“最为完备精审”，“后之言命学者，千言万语，不能越其范围，如江河日月，不可废者。”而且还进一步推崇说：《滴天髓》“正本清源”，“使命理学重归大道，并更加成熟”；说《子平真诠》是学习命理学“循序渐进的课本”，“后学者研究命学原理，得此二书，不致误入歧途”云云。将“老五篇”实际缩水为“老两篇”。用专业的眼光看，其实，这两本书主要讲述了“旺衰”“用神”“格局”这三大技法，而且还没有讲透。
当时大陆的命理学爱好者混沌初开，一无所知，嗷嗷待哺。可以想见，在这种先入为主的思想引导下，爱好者自然把“用神”、“格局”“旺衰”三大技法，认为是“子平学”法理真谛。
在业界，“用神”、“格局”、“旺衰”，至今仍是流命的主流，甚至出现了单独的“格局派”、“旺衰派”，“用神派”，自以为以一技就能平天下。
命理学完整、丰富的“法理体系”，被“阉割”、“窄化”得惨不忍睹。
台湾的状况也十分类似。1949年之后，命理学在台湾也有过一段“空白”期。1960年后，吴俊民教授《命理新论》，重视身强身弱，推崇选用神、格局顺逆，不知不觉将“子平法”定位于清代以后，甚至以为唐宋以来，一直都是如此，影响了台湾整整一代人。梁湘润老师认为，1949年后的六十年，达到“用神、日主强弱……玄学之边际极限。”
对内容丰富的“子平法”作严重的“窄化”、“简化”、“退化”处理，且荒谬地自以为是“子平法”的进步，作者将其定义为“后子平法”。
命理学于是陷入瓶颈：“会看书不会论命”，即排出八字、大运之后，一直徘徊在“身强身弱、日格取中和、选用神”的怪圈。轻视“神煞法”，更不知明代之前的“纳音法”、“诀法”、“生旺库法”等多种古法；导致实务论命的三个层面中，“命局”层面语焉不详；“大运”层面、“流年（流月）”层面，几乎一片空白。
为提高论断的准确性，丰富论断的内容，不少业者在运用“后子平法”的同时，或加入星命斗数、或加入奇门、六壬，进而展演到加入占卜、面相手相、姓名学、星座性格、水晶开运、风水改运、制解、吉祥物品……，多种预测术“大杂烩”，命理学失去了本来面貌。
这就是“后子平法”的形成和现状。
命理古籍
《术藏》
壁奥经
不署撰人
清印本
一册全
兰台妙选
[明]万民英识
清印本
一册全
命理探原
[清]袁树珊撰
民国上海文化书局石印本
八卷三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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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性
《术藏》100卷
宇宙无边无际，星球数不胜数。地球是太阳系的一颗行星，太阳是组成银河系2000多亿颗恒星中的一颗，仅这个银河系就是如此巨大——直径约为10万光年，而这个银河系只不过是我们用望远镜拍摄到的几十亿个星系中的一个。
生命是地球演变而成的，根据生命全息论的观点，所有天体运动都会不同程度地作用于地球生命，从而在地球生命体上留下其全部信息。人体信息与天体信息是息息相通、密切相关的。天人感应就是天体信息对人体的影响，人体对天体运动的各种信息的感应，也是天地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相制相化的根本关系。一句话，人的命运与天体运动有关。人出生的年、月、日、时所构成的天干地支的排列，储存了人的命运信息。成书背景
中国早期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科学不发达，先民们对于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以及人自身的生理现象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因而产生了对神的崇拜，认为在事物背后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的存在，支配着世间一切。当人们屡遭天灾人祸，就萌发出借助神意预知突如其来的横祸和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的欲望，以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在长期的实践中发明了种种沟通人神的预测方法，其中最能体现神意的《周易》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5]
成书时间
成于西周
顾颉刚关于《周易》卦爻辞制作年代的考证结论，认为周初作。李学勤也认为顾颉刚此文“推定经文卦爻辞‘著作年代当在西周初叶’”，“为学者所遵信，可以说基本确定了《周易》卦爻辞年代的范围，是极有贡献的”。[6]
成于战国
大多学者认为《易传》成书于战国。易传的成书问题，自欧阳修《易童子问》与苏轼之后，数百年来已经罕有人再信是孔子所做了，钱穆、顾颉刚、冯友兰、郭沫若、李镜池等等海内外的学者名家均断定司马迁《史记》的说法不足信。其称易传为孔子所做，若非司马迁之误，就必是汉儒刘歆所伪窜。根据《易传》的内容来看，应是在孟子、荀子的性命天道之学出现以后的作品，有明显的黄老道家与阴阳家色彩。[7]
成于西汉
顾颉刚根据箕子和康侯两条卦爻辞，指出《周易》卦爻辞为文王所作的传统说法不可信[8]。顾颉刚继《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之后作《论易系辞传中观象制器的故事》，是对其所说《周易》卦爻辞所无的观象制器故事的专门考论，意在证明《系辞传》观象制器章讲到古史帝系人物的话是西汉后期人的说法。[9]
关于《系辞传》与《世本》的关系，胡适指出，“《世本》所据传说，必有一部分是很古的，但《世本》是很晚的书，《系辞》不会在其后”[10]，“《世本》不采《系辞》，也许是因为《系辞》所说制作器物太略了，不够过瘾。《系辞》那一章所说，只重在制器尚象，并不重在假造古帝王之名。若其时已有苍颉沮诵作书契之传说，又何必不引用而仅泛称‘后世圣人’呢？[11]”
周易作者
《汉书·艺文志》在描述《周易》的成书过程时，称“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三圣，即伏羲，文王和孔子。
否定孔子作《易经》的大学问家很多，如欧阳修、龚自珍。当代学者钱玄同精心考据后认为“孔丘无删或制作‘六经’之事。”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断言：“谁为作者殊难确指，归功一圣亦凭臆之说”。清儒家学者几乎一边倒认为“孔子以前不得有经”，康有为则认为：“凡‘六经’皆孔子所作”。
根据现代学界研究，一般认为，《周易》（64卦及卦爻辞）为周初周人所作，重卦出自文王之手，卦爻辞为周公所作。[12]
名称由来
《周易》又称《易经》，分为经部和传部，经部之原名就为《周易》，是对四百五十卦易卦典型象义的揭示和相应吉凶的判断，而传部含《文言》、《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上下、《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共七种十篇，称之为“十翼”，是孔门弟子对《周易》经文的注解和对筮占原理、功用等方面的论述。[5]马王堆帛书看書喇
“周易”一词的解释，众说纷纭，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二种：一种认为《周易》是周代占筮之书；一种认为《周易》是讲变化的书，英文中thebookofchanges的译文就是取此义。
春秋时，就有《周易》提法，在《春秋左传》这部史书当中，多次提到“周易”，但从当时人们运用的《周易》看，只包括六十四卦的卦画（符号）卦爻辞。
战国时，以解释《周易》为宗旨的《易传》成书。《周易》和《易传》并称为《易》，如《庄子》所谓“易以道阴阳”、《荀子》所谓“善为易者不占”之“易”包含了《易传》。
西汉以降，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制，采纳了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把孔子儒家的著作称为“经”。《周易》和《易传》被称为《易经》，或直接称为《易》。自此以后，《周易》、《易经》、《易》混合使用，有称《周易》，有称《易经》，有称《易》，其实含义一致，均指六十四卦及《易传》，一直沿用至今，仍然没有严格区分。有的学者为了区分《周易》经传之不同，称六十四卦及卦爻辞为《周易古经》，称注释《周易古经》的十篇著作（易传）为《周易大传》。[5]
“周”之涵义
具体地说，“周”字，有二义：
①：指周普、普遍，即易道广大，无所不包。东汉郑玄《易论》，认为“周”是“周普”的意思，即无所不备，周而复始。[13]
②：指代号，即周朝，古代常称周朝的书为周书，如《周礼》、《周语》等。唐代孔颖达《周易正义》认为“周”是指岐阳地名，是周朝的代称。也有人认为《易经》流行于周朝故称《周易》，亦有人依据《史记》的记载“文王拘而演周易”，认同《易经》因周文王得名。[13]
“易”之涵义
①易由蜥蜴而得名，为一象形字，此说出自许慎《说文解字》；而蜥蜴能够变色，俗称“变色龙”，所以“易”的变易义，为蜥蜴的引申义。[14]
②理解西周之“易”，理当以西周礼乐制度的变革为条件。
③日月为易，象征阴阳。从文字学看，“易”字的构成是“日”、“月”。“易”上为“日”。